市长除夕"烧头香"千里藏赃款，住350平豪房！

詹顺舟收受的部分现金

詹顺舟，曾任玉门市委书记、敦煌市委书记。

2019年2月21日，经甘肃省委批准，省纪委监委对詹顺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，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。

29岁被破格提拔为副县级领导干部，36岁被任命为酒泉玉门市市长，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市县长。一个本应有着大好前途的领导干部，何以步步沉沦至此？

迷信“烧头香”

詹顺舟曾经也做了一些工作，但与其他党员领导干部不同的是，他努力奋斗的初衷和动机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，而不是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，立志做大官而不是做大事。

詹顺舟于2002年9月当选为玉门市市长，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市县长。2006年詹顺舟调任酒泉市政府党组成员、秘书长。

2012年12月，詹顺舟担任酒泉市委常委、敦煌市委书记。

随着地位提升、权力增大，特别是担任酒泉市政府秘书长之后，他不再思考当官为什么、干什么，而是想着官还能当多大、当多久。在与办案人员的谈话中，詹顺舟直言不讳：“我所有的人生积累，所有的准备，所有的学习和努力，都是为了做官。”

理想信念的领地严重“抛荒”，内心空虚的詹顺舟开始在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中寻求精神寄托。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期间，每年除夕，詹顺舟都以“检查安保工作”为由，到敦煌雷音寺“烧头香”；正月十五，会雷打不动地再次到雷音寺烧香、拜佛、许愿。

2015年之后他自认为“仕途不顺”，工作压力大，加之有人举报，省纪委两次找他函询，关键时刻不信组织信鬼神，詹顺舟问计于研究周易八卦的同学，同学说他“犯小人”，指点他随身携带“五帝钱”，佩戴观音吊坠，就能“消灾避祸”。荒谬的是，詹顺舟就是带着这两样东西进的留置点。

立场摇摆，为官欲商

面对一次挫败和一句批评便心灰意冷，想辞官经商

在詹顺舟的蜕变过程中，有两个重要节点不能不提。第一个是在2006年。那年5月，詹顺舟由玉门市长调任酒泉市政府党组成员、秘书长，3个月后，酒泉市举行市委常委换届，詹顺舟满心以为自己肯定能选上常委，结果却未能如愿。想要仕途上更进一步的詹顺舟对此意志消沉，怨气满腹。有朋友趁机劝他下海经商，他有些心动，但又心有不甘。于是一有时间就与私企老板接触，吃喝玩乐，灯红酒绿，就像换了个人，全然忘记了纪律规矩。

第二个节点是在2016年4月，作为敦煌市委书记的詹顺舟在筹备首届丝绸之路（敦煌）国际文化博览会时，受到省领导批评。于是他又故态复萌，想到下海经商，准备办完文博会就申请调回兰州，办病退。自认为仕途无望的他自此开始疯狂敛财，以前不收的钱收了，过去不拿的钱也拿了，彻底“破罐子破摔”，他的巨额贿赂近一半都是在此后收受的。

詹顺舟何以对经商念念不忘？其背后也有两段经历。

16岁那年，考上重点中学的詹顺舟迫于家中经济困窘，弃学经商，开始贩虾卖鱼，当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挣大钱，买条动力船在长江上跑运输，当“船老大”。没想到刚攒了两万多元，贩运一批甲鱼到外省时就惨遭打劫。“经商梦”破灭的他只好投奔远房亲戚，寄人篱下，读高中考大学。

1994年，在省经协办下属公司兼任董事长的詹顺舟，给单位创造了不错的效益，省经协办一次性奖给詹顺舟6.6万元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对两段经商经历念念不忘、自视有经商头脑的詹顺舟，长期在为官从政和下海经商之间摇摆不定，面对一次升迁未能如愿和省领导个人一句批评便意志消沉，抛初心、弃使命，利用手中权力敛财，为经商当老板做准备，毫无政治定力、政治立场可言。

被商人老板“温水煮青蛙式”围猎

“从农村一路走来，经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，等过上了好日子，自己掌权了，就把那些忘了，慢慢地自己就变了，变化于无形之中。”詹顺舟忏悔道，到后来，几十万、上百万乃至几百万的巨额贿赂他都欣然接受。尤其令人震惊的是，党的十八大后他仍不收敛、不知止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共收受30人贿赂3600余万元，其中2016年6月一次受贿数额即达800万元。

甘于被围猎后，詹顺舟心中开始有了“一杆秤”，不过这个“秤”不是称自己的职责，而是用来称自己的经济收益。他会按照不同工程项目的获利比例，心中盘算定下收钱的数目，如果哪个老板送的少了，他会以不同方式进行暗示，或者干脆当时推托不收，事后再找机会索要，直至达到心中预期为止。 某老板在詹顺舟的帮助下，承揽了敦煌市数个工程，获利颇丰。他连续几次给詹顺舟送去几十万元，詹顺舟都以“你先放着”“以后再说”等借口推辞了，过了一年多，詹顺舟以买房缺钱为由，一次向他索要230万元。

詹顺舟有两大爱好。一好玉石，经过多年的“把玩”，詹顺舟自诩是懂玉的行家，商人老板和干部送来的玉他先自己鉴定，认为好的才收，不好的就当场退回去，让对方重新购买，或者明示到他指定的店铺去买，当然最后的结果是，购玉的钱辗转腾挪进了他的口袋。二好打麻将，对此老板们自然“心领神会”，争相陪着打牌，变相输送利益，詹顺舟则“只赢不输”，欣然接受。为了提高效率，他有时会一晚上安排两个甚至几个麻将场，把这个桌子上的钱扫光后，赶到另一个场子接着“捞金”。

随着职务的升迁、地位的提高，詹顺舟的生活标准和要求也越来越高。特别是在2006年“提拔失败”后，他和一些商人老板混到一起，耳濡目染下，个人主义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和特权思想滋生蔓延。他热衷穿高档服装、戴名贵手表，将一名房地产老板送的两套房子打通居住，面积近350平方米，装修十分豪华。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，仍多次乘坐飞机头等舱，配备超标准公务用车，超面积使用办公用房，多次接受私企老板安排的旅游、宴请等。

正所谓“玩物丧志”，詹顺舟不再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，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的后期，除了有重要会议、重要活动或出差，他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上午睡到十点左右起床，下午约老板打牌吃饭，晚上十点以后才开始批阅文件、安排工作，一些工作抓得松松垮垮、敷衍了事。 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，敦煌被查出的胡鑫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22起重大涉黑案件之一，其中有4名副县级干部充当“保护伞”，该案正是发生在詹顺舟主政敦煌期间。

为逃避监督指使他人千里运钞藏匿赃款

为逃避监督，在隐匿非法所得、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上，詹顺舟可以说是挖空心思，费尽心机。早在2007年，他就在一名浙江籍老板的劝说下为妻子办了假身份证，借此来存储、转移赃款。他还将收受的非法所得存放在发小、妻子朋友、岳母、特定关系人等名下，或投资到股市、典当行、小额贷款公司、私营企业等“以钱生钱”，甚至将库房钥匙和房产、借贷、投资凭证等也存放在朋友家的保险柜里。

身在杭州的詹顺舟发小，是帮助其隐匿赃款的重要人物，2014年至2016年，其向发小转移财物达3200多万元。出于“安全”考虑，除少量资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处理，詹顺舟先后4次安排自己的司机或行贿老板开车，每次拉着500万元到800万元不等的现金，送到数千公里之外的杭州交于发小，共计2700万元。为了做得隐秘不留痕迹，每次都是他与司机、老板、发小单线联系，指定交钱、收钱地点，频繁更换行车路线和接头地点，上演现实版的“谍战剧”。（重案组档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