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"懒政"市委书记10点起床，千里运钞藏赃款
詹顺舟，曾任甘肃省玉门市（县级市）市长，酒泉市副市长、玉门市委书记，酒泉市副市长、敦煌市委书记，酒泉市委常委、敦煌市委书记兼省文化博览局副局长。
詹顺舟收受的部分现金。
迷信“烧头香”
随着地位提升、权力增大，特别是担任酒泉市政府秘书长之后，他不再思考当官为什么、干什么，而是想着官还能当多大、当多久。在与办案人员的谈话中，詹顺舟直言不讳：“我所有的人生积累，所有的准备，所有的学习和努力，都是为了做官。”
理想信念的领地严重“抛荒”，内心空虚的詹顺舟开始在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中寻求精神寄托。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期间，每年除夕，詹顺舟都以“检查安保工作”为由，到敦煌雷音寺“烧头香”；正月十五，会雷打不动地再次到雷音寺烧香、拜佛、许愿。
2015年之后他自认为“仕途不顺”，工作压力大，加之有人举报，省纪委两次找他函询，关键时刻不信组织信鬼神，詹顺舟问计于研究周易八卦的同学，同学说他“犯小人”，指点他随身携带“五帝钱”，佩戴观音吊坠，就能“消灾避祸”。荒谬的是，詹顺舟就是带着这两样东西进的留置点。
贪图享乐、玩物丧志
“从农村一路走来，经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，等过上了好日子，自己掌权了，就把那些忘了，慢慢地自己就变了，变化于无形之中。”詹顺舟忏悔道，到后来，几十万、上百万乃至几百万的巨额贿赂他都欣然接受。尤其令人震惊的是，党的十八大后他仍不收敛、不知止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共收受30人贿赂3600余万元，其中2016年6月一次受贿数额即达800万元。
甘于被围猎后，詹顺舟心中开始有了“一杆秤”，不过这个“秤”不是称自己的职责，而是用来称自己的经济收益。他会按照不同工程项目的获利比例，心中盘算定下收钱的数目，如果哪个老板送的少了，他会以不同方式进行暗示，或者干脆当时推托不收，事后再找机会索要，直至达到心中预期为止。某老板在詹顺舟的帮助下，承揽了敦煌市数个工程，获利颇丰。他连续几次给詹顺舟送去几十万元，詹顺舟都以“你先放着”“以后再说”等借口推辞了，过了一年多，詹顺舟以买房缺钱为由，一次向他索要230万元。
詹顺舟有两大爱好。一好玉石，经过多年的“把玩”，詹顺舟自诩是懂玉的行家，商人老板和干部送来的玉他先自己鉴定，认为好的才收，不好的就当场退回去，让对方重新购买，或者明示到他指定的店铺去买，当然最后的结果是，购玉的钱辗转腾挪进了他的口袋。二好打麻将，对此老板们自然“心领神会”，争相陪着打牌，变相输送利益，詹顺舟则“只赢不输”，欣然接受。为了提高效率，他有时会一晚上安排两个甚至几个麻将场，把这个桌子上的钱扫光后，赶到另一个场子接着“捞金”。
谈及这些爱好，詹顺舟说：“我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爱好的，都是老板培养起来的，一开始人家跟你一块玩，给你送点小东西，玩着玩着就上瘾了，和商人老板也成了朋友，最后越套越深，就像‘温水煮青蛙’。”
成由勤俭败由奢。詹顺舟儿时家境贫寒，在他的记忆中，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捡粪挖野菜、喂猪养鸭、到县城卖菜中度过的。刚走上工作岗位以及刚结婚那些年，詹顺舟生活节俭、平淡，一斤六元的水果嫌贵只称四两，婚后两年妻子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买过。
随着职务的升迁、地位的提高，詹顺舟的生活标准和要求也越来越高。特别是在2006年“提拔失败”后，他和一些商人老板混到一起，耳濡目染下，个人主义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和特权思想滋生蔓延。他热衷穿高档服装、戴名贵手表，将一名房地产老板送的两套房子打通居住，面积近350平方米，装修十分豪华。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，仍多次乘坐飞机头等舱，配备超标准公务用车，超面积使用办公用房，多次接受私企老板安排的旅游、宴请等。
正所谓“玩物丧志”，詹顺舟不再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，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的后期，除了有重要会议、重要活动或出差，他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上午睡到十点左右起床，下午约老板打牌吃饭，晚上十点以后才开始批阅文件、安排工作，一些工作抓得松松垮垮、敷衍了事。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，敦煌被查出的胡鑫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22起重大涉黑案件之一，其中有4名副县级干部充当“保护伞”，该案正是发生在詹顺舟主政敦煌期间。
千里运钞藏匿赃款
詹顺舟之所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不收手，除了仕途失意、自我放逐以外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心存侥幸，认为反腐的“雨点”落不到自己头上，自己会成为“漏网之鱼”；认为反腐的力度会减弱，节奏会放缓，“风头”会过去，“大环境”会越来越宽松。
为逃避监督，在隐匿非法所得、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上，詹顺舟可以说是挖空心思，费尽心机。早在2007年，他就在一名浙江籍老板的劝说下为妻子办了假身份证，借此来存储、转移赃款。他还将收受的非法所得存放在发小、妻子朋友、岳母、特定关系人等名下，或投资到股市、典当行、小额贷款公司、私营企业等“以钱生钱”，甚至将库房钥匙和房产、借贷、投资凭证等也存放在朋友家的保险柜里。
身在杭州的詹顺舟发小，是帮助其隐匿赃款的重要人物，2014年至2016年，其向发小转移财物达3200多万元。出于“安全”考虑，除少量资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处理，詹顺舟先后4次安排自己的司机或行贿老板开车，每次拉着500万元到800万元不等的现金，送到数千公里之外的杭州交于发小，共计2700万元。为了做得隐秘不留痕迹，每次都是他与司机、老板、发小单线联系，指定交钱、收钱地点，频繁更换行车路线和接头地点，上演现实版的“谍战剧”。
2014年1月至2017年2月，省纪委3次就信访反映詹顺舟违规提拔使用干部、收受他人好处费、为他人在承揽工程方面提供帮助等问题进行函询，但詹顺舟每次都隐瞒事实、避重就轻，寻找理由、推卸责任，意图蒙混过关，最终放弃了组织给予的挽救机会。
在后来的谈话中，詹顺舟悔恨地说：“我一直存在一种侥幸心理，开始的时候想着找组织去自首，但是一想，只要自首这一切奋斗就归零了，不甘心，万一组织上查不着呢？后来就想着给自己脱罪，能少说点就少说点，现在想想真后悔，组织给了我那么多机会，我都没有珍惜。”
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
